翌年，张晓刚开始创作《大家庭》。1994年3月的圣保罗艺术展和1995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上，张晓刚的作品一炮而红，引起了许多西方艺术策展人的注意，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小伙子名不见经传，画风之中却始终有一种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画家马格利特式的神秘和忧郁，威尼斯双年展的策展人走到张晓刚的面前，对他很直接地说:“我喜欢你的画。”

1999年，小有名气的张晓刚从成都举家搬到北京，看中的，是北京的艺术氛围。

那是个先锋艺术家扎堆的地方，相对于较为封闭的成都，每次来北京，张晓刚总感觉心情很舒畅:“没到北京定居之前，每年我总要来北京几趟，见见朋友，看看展览，1999年决定彻底搬过来。北京天地很大，很有意思，于是下决心搬过来。一开始在花家地，只有两间房，一间睡觉一间做画室，有个30多平米，我很多大的画都是在那画的。三年后，到费家村租了个大一点的画室。再两年后，酒厂艺术园叫我过去，在那呆了两年，然后搬到一号地，老工厂，房子很漂亮，那就比较宽敞。”

在北京，张晓刚尝到了成功的喜悦，不必再为请人吃饭兜里没钱而犯愁，他原本只是想多卖几幅画，可是没想到，在一个艺术品拍卖迅速红火的时代，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价格对他将不再是天文数字。

2004年，张晓刚的一幅《血缘》以97.72万美元成交，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第一件“百万宝贝”，这一事件标志着，张晓刚——乃至整个中国当代艺术品——神话时代的到来。

这世界疯了！

如果了解了张晓刚的成名史，你就会相信，经历了青年时代的极度苦闷，还有什么事熬不过？金融危机对于他来说实在是个小case。他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变化。

他关注的不是当下的金钱交易，而是记忆，或者是意识形态对审美的影响:“在家庭环境中，有很长一段时间，意识形态对人的审美的改变会产生一种新的美学倾向。从室内设计就能看得出来，沙发怎么摆，墙粉用什么颜色，等等，都和时代，都和意识形态有关。70年代的家庭环境和90年代就会有天壤之别。我觉得这一点很有意思，我要把它们记录下来。还有像我画一张沙发，这是人经常睡觉的地方，从沙发上就能看到许多过去的痕迹；又比如画一个人都没有的两张床，它也许就和生活中的原则、性、生活方式有关。”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对生活的一切细节感兴趣，他觉得这比艺术品的价格有趣得多。

对于市场本身，他并不怎么在意。“越学术越有市场”，这是张晓刚的艺术信条。从“八五新潮”开始至今，不论有没有钱，张晓刚始终坚持独立性，他觉得一个好的艺术家还要有独立精神，不依附于政治，也不依附于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