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孔子已经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巨人之首位。联合国总部大厅里醒目地写着孔子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复旦大学所做的战略方案认为，建国半个多世纪来，百废俱兴，但文化建设任重道远。中国历代都重视"兴礼作乐"的功能，不少礼仪得以长期延续，不断更新，对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发展，维系世道人心，保持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该方案进而认为，礼仪的制定和推广，重大仪式和典礼的举行，以及这些礼仪的示范作用，应该是国家意志的体现，离不开中央政府的权威，必须得到行政权力的保证。

目前全国各地定期举办的祭祀活动已经不少，但迄今为止，我国尚未举办过国家级的祭典，也没有制定过相应的礼仪，更没有一个专用的场所。现有的各种祭祀活动显得相对分散，且在地方之间跟进效仿，反而可能耗散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丰富资源。

杨朝明，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院长，今年1月曾参加标志城专家论证会。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他说，文化的表达需要通过一定的形式，虽然仅仅依靠一座或几个标志性的建筑物，不可能真正起到文化标志或文化圣地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华文化标志城不需要标志性的建筑，相反，主题鲜明、寓意深刻、形象突出、宏伟壮观的建筑物，将产生一种不可替代的震撼力。

因此，中华文化标志城应该选择适当的地点，建成一系列建筑物和设施，其中包括能充分体现中华文化特色和魅力的标志性建筑，用于集中展示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供公众瞻仰、参观和学习，举办全国性的或国家级的重大典礼、仪式以及文化、教育、学术、艺术活动，并得到法律保证。

基于如上考虑，复旦方案建议，为充分体现标志城的标志性和权威性，标志城的建造必须由全国人大正式通过决议予以确定，由国家主席发布命令，由国务院实施，建设和维护资金纳入政府预算，以确保其唯一性和权威性。

疑问三：

建成后承担什么功能？

在杨朝明参加的那次专家论证会上，一共讨论了5个战略方案，但重点是复旦大学提供的方案，因为这个方案最系统最细致。

根据这个方案，中华文化标志城本应建于首都北京，但现在首都承担的任务很重。北京的城市面积和人口规模已经过大，不宜再作大规模扩建，而作为一个新规划的标志城，它完全可以满足这些要求。

它具有国家级文化功能和地位，一些本来应在北京举办的活动可移至这里举办，如国家级及教育部、文化部、科技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委各奖项的颁发仪式，经国家批准的各类学术、文化、教育、科技、艺术奖项的颁发仪式和相关的展览，联合国孔子奖等由中国设立或与中国有关的奖项的颁发仪式，教师节或将创立的类似节庆的全国性会场，全国性的文艺展示会演等。

复旦方案还提到，可创设一些新的活动，如每年一度的全国性学位颁发仪式，由国家领导人向全国博士、硕士、学士的代表颁发学位证书。在每年教师节由国家领导人向优秀教师的代表颁奖。举办全国敬老节、青年节、成人节、儿童节的庆祝活动和仪式。

疑问四：

建设资金怎么来？

3月1日，山东省召开新闻发布会以后，关于标志城的建设引发了全国性的讨论，讨论重点之一就是建设费用及其来源。媒体最先透露的数字是300亿元人民币，之后山东官方否认了这个数字，说是专家的估算而已。

不过，根据记者在九龙山的实地观察，如果项目真的实施的话，需要的人民币的确将是一个天文数字，因为如今的九龙山只是一个山头，周边全部是村庄和田地，在这样的地方建设一个标志城，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仅举一例说明，标志城规划区内现在有十几个村庄，最大的一个是隶属于曲阜市小雪镇的武家村，有人口接近3000人，其他村庄小一点，但总计也有1万多人。要建标志城，这些村庄全部要搬迁出去，如今，当地政府已经发了通告，严禁村民未经批准私下建房子。

在杨朝明等参与论证的专家们看来，标志城的建设应采取中央政府拨款、地方政府拨款、企业投资和社会各界捐赠相结合的方式。

在这方面，可以参考国内和国际上与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核心项目有相近性质的代表性项目，比如国家大剧院、上海大剧院、上海世博会、美国国家广场、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和法国先贤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