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戈金：对，这一问题一直比较严重，也是一个国际性的难题。我最近在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看一些别的国家的“非遗”申报材料，发现其他国家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两个名录，一个是“非遗”代表作名录，另一个是“非遗”濒危名录。

为什么要立濒危名录？就是因为很多国家很多优秀的“非遗”已经濒危了，传承人很少，甚至是屈指可数，如果政府不采取措施的话，就会彻底消失，和生物物种消失一样。

有些国家还是做得不错的，政府有法律规定，如果能评上杰出“非遗”传承人，就会有稳定的收益，同时赋予责任，要求“非遗”传承者进一步去推广传承。

我国有些地方政府前些年也开始做这件事情，对特别杰出的民间艺人、歌手以各种方式予以保护，鼓励他们去教授新一代的弟子，这些工作目前都在进行中，但限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各地发展很不均衡，所以各地做这件事情也是参差不齐。

记者：不管怎么说，我国“非遗”保护的状况确实在好转，认识也在逐渐深化。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曾在今年“两会”上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的DNA”。您怎么评价这个比喻？

朝戈金：从我们学界的观点来看，文化基因和自然基因是有相似性的，都是可以通过传承来延续的，而且带有某种稳定性，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产生变异。但自然基因和文化基因也有不同之处，生物基因是线性传播的，而文化基因是可以非线性传播的，可以跨越很长的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去传播，这是文化基因的好处，但同时也让其更加脆弱。文化基因的消失可能在你的眼前就会发生。

作为一个人来说，他的文化面貌是由特定的文化传统规定的。比如中国人讲汉语、过年要吃饺子等，这是相当重要的，这也是周部长所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的DNA”的含义。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由于许多外来文化基因的影响，导致了我们的一些文化风格、文化品貌、文化特征有相当的流失，这是值得忧虑的。

记者：在我国日益融入国际大家庭的过程中，传统文化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对于这一过程，您又是怎么看的？

朝戈金：从人类更长的历史时段来考察，文化的演进一直带有这样一个特点：有一些文化会越来越强势，另一些文化会逐步被边缘化，甚至是被吞并、侵蚀。20世纪以来，上述状况变得更加突出，这和移民潮、商业活动、旅游活动等都有一定的关系。比如你在吃外国食品的时候，便带有一种文化交换的意味。这种文化的整合效应对于区域文化的冲击非常大，而很多区域文化、本土文化都是传统性的，很多“非遗”的必要因素也在区域文化中得以体现。

尽管全球化对于“非遗”的冲击很大，但也有相应的办法去应对，国际上有不少国家都在积极融入全球化浪潮的同时成功保留了自身的传统文化内涵。对于这一问题，我们今天和今后都要保持警觉并不断呼吁。

“非遗”的过度商业化是全世界都有的问题，在我国尤为突出。如果仅仅是一群纯粹出于商业目的的人在搞开发，那通常都会走样。

记者：目前，一些地方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走向了相反的方向，即大力倡导“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一味地将“非遗”作为功利性赚钱工具使用，使得文化的色彩日益淡化。您在多个地方做过调研，应该见过这样的现象吧。

朝戈金：“非遗”的过度商业化和不当使用是全世界都有的问题，在我国这一问题尤为突出。我国很多地方在开发“非遗”时，让专家学者和群众担心的地方比较多。比如说某项“非遗”并不具有表演取悦游客的性质，属于较为严肃的民间仪式，承载着敬畏天地、教育下一代等社会功能，但却很可能被误用为让人们去观赏花哨的服饰以及热闹的过程。这样一来，不仅会让那些局外人“误读”其严肃的内涵，还会让局内人，也就是应该传承这一“非遗”文化的年轻人，对原来这一仪式的庄严感、神圣感以及敬畏精神有所减淡，甚至文化内核被误导、被置换。对于这一问题我也一直很担心。

当然也有做得不错的例子。比如内蒙古的成吉思汗陵墓，现在已经是一个比较著名的旅游景点，在开发周边的旅游环节和旅游产品时，设立了很多吸引游客的要素，但与此同时并没有削弱成吉思汗陵墓的庄严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