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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回“家”的路,再难也要走

第二届中国成都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上,国际论坛的主题是“灾难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羌族文化生态的抢救和重建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特别关注。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丰富多彩,“5·12”汶川大地震造成的巨大破坏以及政府的集中抢救与保护使它成为非遗保护的典型案例,成为全世界非遗保护专家关注的焦点。

 
吹羌笛的青年

灾难虽然破坏了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同样也是人类重新认识自己、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契机。灾后5个月——2008年10月,“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挂牌。在半年多的时间里,随着非遗保护工作的陆续展开,一些难题开始凸显。

“非遗”需要活态传承

保护方案亟须细化

国家每年8000块钱的补助,对大部分生活在乡村的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来说,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可对于汶川县文化局分管非物质文化遗产事务的副局长吴焰而言,却是一道难解的题目:“一到公示羌绣传承人的时候,工作就非常难做,会羌绣的人很多,绣工好的难分伯仲,很难说谁是最好的。”吴焰说,对羌绣这样市场化较好、掌握人数众多的项目,应该将对个别传承人的资助调整为对项目的整体资助,否则就会鼓励少数人,打击多数人,难以产生预期的效果。

在本届“非遗节”博览会上,记者遇到了正在制作羌绣的北川大姐,不时有人向她询问绣品的价格,还有的要走了她的手机号码。“绣一件坎肩需要三四天时间,能卖到两三百块钱。”大姐说,每个乡都有刺绣的站点,二三十位年龄不等的妇女在这里刺绣。她一个月能赚到2000元左右,在当地,这个收入已经相当不错。

而对于一些口弦艺人而言,就没那么幸运了。北川县青片乡上午村50多岁的王安莲是北川羌族民间艺术团的成员,农闲时节,她会随团到各处演出,每个月能拿到1000多元的工资,但对其他民间的口弦艺人来说,这门高难度的技艺并不能为他们带来任何收入,所以学口弦的年轻人越来越少。

类似的还有释比文化、讲经、羌笛的制作和表演等,这些非遗项目的技艺掌握要靠长时间的学习和训练,而且它们基本上很难生产出任何经济效益,只有少数人能够成为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这种非遗项目的保护还没有有效的保护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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