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国松：用收音机听评书的日子

姓名：郭国松

职业：新闻记者

出生年份：1964年

只要评书节目一开播，甭管它农忙还是什么时候，只要评书开始了，收音机旁边立马围上来一堆人，屏息静气，跟着“说书的掉泪，替古人担忧”。

新浪娱乐：从您有记忆开始，什么样的娱乐方式最普及？

郭国松：我出生在农村，当时的家乡非常穷，没有电，一直到我离开家乡时还在使用煤油灯。

从我记事的1970年代初，在那样贫穷落后的乡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为生计奔波，守着千古不变的生活规律。

当然，再穷再落后的地方，也有能够让人们身心娱乐的方式。现在想起来，小时候家乡的所谓娱乐，电影大概可以称得上最高档次的娱乐。我不记得多长时间放一次电影，但我知道公社(现在的乡镇)有专门的电影放映机构，名字可能是叫电影队或者文化站什么的，两个放映员，带着小型发电机，定期到下面各个村里放电影。

这算是穷乡村能够娱乐全村的几乎唯一的方式。天还没有黑，在大队这个村级行政首脑所在地，干部们指挥几个社员在一大片空地上埋起两个四五米高的杆子，然后把一块约有3个平方米左右的白色银幕拉起来，杆子上再挂个大音箱，半人高的放映机架在场地中央，空气中散发着发电机的汽油味，一个临时的露天乡村电影院就这样建起来了。

我们家就住在大队旁边，有点“首都”的感觉，近水楼台，总能占个好位置。那情景，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很幸福——整个村里像过年一样，男女老少举家出动，扛着大板凳、小椅子，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全大队1000多口人，再加上附近几个大队的观众，黑压压地坐了一大片，热闹非凡。

乡下放电影是免费的，因此，相邻的其他大队放电影，5公里之内，青年人和孩子们也会追着去看。

当然，相距15公里左右的县城有固定的电影院，可是去过县城的人不多，即使去了，也舍不得花几毛钱在县城的电影院看电影。

除了电影外，我们似乎那里不太时兴唱戏，虽然偶尔也有搭台唱戏，但都是五音不全的乡下草台班子，请来还要给钱、管饭。

由于穷，有收音机的家庭不多，我们家后来经济状况稍微好了一些，才买了一部收音机，牌子忘记了，多半都是上海无线电N厂出的。收音机能带来什么娱乐呢？其实，只要这个收音机开着，有声音传出来，就是一个小小的娱乐中心，不管是什么节目，对农民来说就是一种娱乐了。

实际上，这个收音机能收到的节目除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本省和邻近省的电台，三四个频道，夜深人静的时候，还能偷偷地收听到“敌台”——就是海峡对岸台湾对大陆的广播，说它是“敌台”，也确实有那么回事，仅仅是广播的内容，就含有明显的敌意，它不断地号召“共军弟兄们投奔自由”。大人说，收听“敌台”是犯法的，只要你收听，公安局的人就知道，马上就会来抓人。但我又很好奇，经常躲在没人的地方，把声音调到最小，一边听一边东张西望，做贼一样，听一会赶紧关了，生怕被抓。

可别小看了这个收音机，在那个时代的农村，它能够带来很多娱乐，我记得那时候最吸引人的节目是评书，刘兰芳、单田芳，这名字简直如雷贯耳，妇孺皆知，丝毫不逊色于当今最红的影视明星。

当时安徽人民广播电台正在播放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每天一次，每次半小时。安徽台所在的合肥市，离我们家也就100多公里，声音洪亮清晰，因此，只要评书节目一开播，甭管它农忙还是什么时候，只要评书开始了，收音机旁边立马围上来一堆人，屏息静气，跟着“说书的掉泪，替古人担忧”。

我敢肯定，要是用现在的“收视率”(收听率)概念来评价，评书《岳飞传》的影响，绝非一部好莱坞大片能够与之相比！

好像当时的电台挺流行播放评书，什么《杨家将》、《水浒传》、《三国演义》等等，都在电台播放过，但《岳飞传》的影响最大。

这或许与我们那里的人喜欢街头大鼓书有关。所谓的街头大鼓书，其实是一种民间文艺，与刘兰芳、单田芳的评书本质上并无二致，无非是他们说出名了，上了正席而已。

小时候我跟着父亲去赶集，总要到街头听上一阵子大鼓书。在街头摆摊说书的人，有点像当今城市街头流浪歌手，他在那里说唱得声嘶力竭，旁若无人，听的人给钱与否悉听尊便。

乡下其实有很多说评书的名家，方圆十里八里都知道，我们那里也常常请他们到村里说评书，一场书下来，三几块钱，或者给一二十斤大米(两毛钱一斤)，按户分担。

说起来，那评书也是个超级娱乐人的项目，只见说书人端坐在那里，扎好了架势，面前放上一面大鼓，一边擂鼓，一边唾沫横飞地连说带唱，热闹非凡。

新浪娱乐：您能简单讲述您所经历过的娱乐方式的改变吗？比如，娱乐观念有怎样的变化？娱乐载体有怎样的变化？娱乐场所有哪些变化？

郭国松：也许最能感受娱乐方式改变的，还是那些至今仍生活在我老家村里的人。过去乡下的露天电影没有了，街头乃至乡下书场、说书的艺人早已销声匿迹，收音机也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则是家家户户的电视机。

由于我是农民进城，从一个世界跑到另一个世界，十几岁离开家乡的时候还很落后，但进入城市后就完全是城市的生活习惯了。

与小时候追着看乡下的露天电影不同的是，到了城市后，早些年还看电影，但后来越来越不喜欢看电影，最近的一次看电影是美国的3D大片《冰川时代》，上一次看电影好像是2004年夏季。当时几个媒体的朋友吃饭，有人说，广州的电影院在新片上映前，所有的记者都可以免费观看，于是，我们拿着记者证进去了。看的是一部外国电影，名字忘记了，因为进去不久我就睡起了大头觉。

我现在基本不看电影，但电视还是看的，只是内容很狭窄，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新闻(当然不包括新闻联播)；二是纪录片，内容涉及历史、人文、地理等。至于电视剧，因为家在广州，能看到香港台，亚视和无线都有一些不错的译制片，偶尔能吸引我的目光。国产的电视剧则是完全不看——实在没法看，平庸、俗套、乏味，无聊。

为什么我对国内的电视剧评价如此之低呢？举个例子——某导演拍摄了一部与案件有关的电视剧，警察破案时找到一个能提供线索的关键证人，但这个人说：“我实在想不起来了。”警察说：“再仔细回忆一下。”证人说：“想不起来。”警察说：“你再想想，比如那天……”于是证人装着抓耳挠腮的样子，突然一拍脑袋说：“哎呀，我想起来了……”这样的情节几乎成了每一部与破案相关的电视剧的“法定套路”，令人大倒胃口。久而久之，我看电视剧的时候，眼睛看着上一个镜头，心里就能准确推断下一个镜头是什么。

问题还在于，这些电视剧无一例外都负有反映主旋律的义务，像侦破片子，它一定要借某个人物的口，说出一些很高尚“很社会主义”的话，甚至公安局长会用发脾气的形式说：“我们还是人民警察吗？”听着别扭！

国内电视剧的上述恶劣记录，终于改变了我的娱乐观念。我不看电视剧，说白了就是因为我不堪它的折磨，无法忍受它的浅薄。

新浪娱乐：流行过的电影在各个时代都有哪些？对您影响最深刻的十部电影是哪些？您都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来看电影？

郭国松：我看电影主要集中在20世纪70至80年代，90年代也看了一些电影，但很少。在我们老家看的最后一部电影是《黑三角》，其中的电影插曲《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在当年很有名。

以前的电影数量不多，但基本都看过。现在能想起名字的电影有《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上甘岭》、《红岩》、《闪闪的红星》、《渡江侦察记》、《南征北战》、《小花》、《大决战》、《开国大典》等革命电影。此外，还看过《红楼梦》、《少林寺》、《红高粱》、《红樱桃》、《黄土地》、《城南旧事》等。美国片子印象最深的是《魂断蓝桥》、《拯救大兵瑞恩》、《泰坦尼克号》。

在上述国产电影中，主要是早期所看的革命电影，情节都是高度模式化的，像电影厂批量复制的一样，带有那个时代的鲜明烙印，谈不上对我有什么影响，只能说是满足一时的娱乐而已。

如果现在让我重新看一遍我曾经看过的电影，能让我产生兴趣的，国产片只有《城南旧事》，国外电影当然是《魂断蓝桥》。

至于看电影的载体，过去是农村的露天电影，后来有了条件，购买影碟，甚至随时从网上下载一部电影观看，我已经对电影没有兴趣了。

新浪娱乐：流行过的电视剧在各个时代都有哪些？对您影响最深刻的电视剧集是哪些？您都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来看电视剧的？

郭国松：完整看过的电视剧有多少，我真的不记得了，因为大部分电视剧我看不完就放弃了。也许，《渴望》是一部不错的电视剧，《霍元甲》当年也风靡一时。但没有哪一部电视剧对我构成影响。

新浪娱乐：行过的音乐(某首歌曲，或歌曲的不同样式)在各个时代都有哪些？对您影响最深刻的十首歌曲是哪些？您都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来听音乐？

郭国松：坦率地说，对于流行歌曲，我是很落伍的，当今仍然很红的歌星都有谁，我说不上来几个，但好歌曲我还是喜欢听，不少流行歌曲都能哼上一两句。

我会唱的有很多老电影插曲，比如《九九艳阳天》、《红星照我去战斗》、《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我的祖国》、《送别》(电影《城南旧事》插曲)、《友谊地久天长》等。但我真正喜欢的主要是民歌，比如：《草原之夜》、《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乌苏里船歌》、《茉莉花》、《浏阳河》、《北国之春》、《摇篮曲》等。流行歌曲包括《绿岛小夜曲》、《弯弯的月亮》、《祈祷》、《爱的奉献》、《涛声依旧》、《心太软》、《我爱你中国》，以及许美静的《城里的月光》等。

对于听歌的方式，家里有高档的音响，偶尔也买碟，但喜欢的不多。现在听歌主要是通过电脑，从新浪乐库下载，然后与外置的小型音箱连接，效果也不错，想听的歌曲都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