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经济建设成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对外文化工作迎来了大发展的春天。对外文化交流从1979年的194起、3035人次迅速发展到1986年的1075起、9499人次（见柱型图），分别是“文革”前年平均数的16倍和40多倍，与外国签订的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数量约是“文革”前的两倍。交流范围也从传统友好国家扩展至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和周边国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综合国力与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明显增强，我国对外文化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进入新世纪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的新发展和新变化，对对外文化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更高的要求。

时光荏苒，沧海桑田。随着对外开放步伐向前迈进，中国与外界的互动愈发频繁。对外文化工作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和内容在增进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和相互了解、提升国家形象和“软实力”、营造和谐与和平的外部环境以及促进我国总体外交工作和国内文化建设的发展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全党、全民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随着我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对外文化工作从非常有限的官方主导交流项目逐步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多渠道的工作格局。

目前，中国已同世界上、6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不同形式的文化往来。与数千个文化组织保持着各种形式的联系。文化交流合作的对象遍帝世界五大洲。我国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的文化关系进一步加强。同欧、美和大洋洲发达国家及东欧国家的文化关系日益发展。这是建国以来对外文化交流事业最富有朝气和活力、蓬勃发展的全面繁荣的时期。

这一时期的对外文化交流主要有以下特点:

文化交流的规模和范围空前扩大

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推动文化交流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从建国到1997年，中国同外国的175个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中，有144个是1978底以后签订的，比“文化大革命”前增加了三倍多。1979——1997年我国同各国共签订文化交流执行计划402个，交流的范围涉及文化、艺术、教育、科学、体育、卫生、新闻、出版、宗教、青年、广播、电影、电视、文物、博物馆、图书等。1966年前，中国派出和接待的各类文化团组平均每年不超过200起、500多人次。改革开放新时期的1980——1997年，仅文化部系统办理的文化交流项目就有16876起、近16万人次。其中派出160多个政府文化代表团，访问了亚、非、拉美、欧美和大洋洲的大多数国家;接待来自世界各国的政府文化代表团400多个。这期间奔赴五大洲演出的中国艺术表演团组达3100多起、7.13万人次;来华访问的外国艺术团组有1800多起、3.7万多人次。1980年至1997年中国在国外举办艺术展览约1700多起，文物展览300多起;各国来华举办艺术展览900起。除文化部系统外，各部门、各地方都与外国相应的机构和组织开展广泛的文化交流，包括人员往来、专业考察、讲学、对口业务合作等，承办的交流项目逐年增多。如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其所属协会1980——1990年的文化交流项目达1406个、8509人次，涉及五大洲82个国家和地区，与1966年前相比，成百倍地增长。

中外艺术表演和艺术展览的交流尤其活跃，取得了可喜成绩。出国和来华的艺术团组中，既有百人以上的大型艺术团，也有个人表演家。中国优秀的杂技、歌舞和地方戏曲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演出引起轰动，出现了喜爱中华民族艺术的“杂技热”、“京剧热”、“地方戏曲热”。1986年，中国八个艺术团同时参加巴黎秋季艺术节，在法国各地演出100多场富有民族特色的节目，被誉为艺术节的“中国年”。著名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裴艳玲在日本、新加坡主演《钟馗》，被称赞是刮起“裴艳玲旋风”，送来了中国戏曲艺术的瑰宝。1985年以来，四川省的川剧表演团体访问了欧洲和亚洲12个国家和地区，博得外国观众的高度赞赏。中国艺术家们以精湛高超的技艺、生动形象的艺术语言，向各国人民展示中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成果，促进了友谊和相互了解。享有国际声誉的苏联国家马戏团、苏联国家模范大剧院芭蕾舞团、欧洲共同体青年交响乐团、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联邦德国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法国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日本松山芭蕾舞团、朝鲜万寿台艺术团、世界著名艺术家卡拉扬、梅纽因、小泽征尔、帕瓦罗蒂、多明戈等，都先后来我国访问演出，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