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中期前，外国人在北京的活动范围仅限于“40里圈”内。“40里圈”就是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方圆40华里的范围，其他地方，外国人不得进入。此时，已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开放的步伐紧紧催促着中国内在体制的变迁。

1985年，中国第一部对外国人入境进行规范的政府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颁布，中国244个地区正式对外国人开放。

曾经耀眼地伫立在北京主要路段的“未经允许，外国人不得穿越”的中英文标牌，也在北京市区范围内被摘除，只在远郊区县保留了100多块警示牌。

上世纪80年代末，年均来中国旅游的游客已经达到1.3万，他们的行程，由专门接待外国游客的国际旅行社安排。如果游客到烟台旅行，他们将在市区停留8个小时，参观烟台博物馆、毓璜顶公园等景区。

为了让外国游客看到他们最感兴趣的东西，烟台国旅费尽了心思。

“我们设计了一个在国际上都属创新的家庭访问项目。”烟台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月文回忆：“外国游客最想看到的就是老百姓是怎样生活的，我们就安排他们走进老百姓家去亲自感受。”

这已是最大的尺度。被安排参观的家庭，都经过了精心挑选，“连居民家的桌椅、茶杯、糖果点心都是精心准备的，负责接待的居民家门口都贴上了编号，客人分两组，一组十几人，配上翻译，走进家中参观，跟老百姓聊家常。”

1995年，北京在郊区的100多块“限外牌”也被摘除，北京基本对外国人全部开放，他们可以骑着自行车或开车到郊区游玩。

2005年，中国对外国人开放的县市已经增加到2650个，全国只有不到8%的地区未对外开放。

更多老外旅行者选择背起行囊，成为一名驴友，他们发现并欣赏的丽江、阳朔，成为中国最热的旅游景点。

已经在中国生活20余年的威廉·林赛，早已无数次走过中国的长城沿线。他还娶了个美丽的中国老婆，生了两个可爱的儿子。此外，他还成立了长城保护组织，自费号召大家捡拾长城上的垃圾，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外籍长城保护人士。

生活的空间

2003年，18岁的加藤嘉一，在非典肆虐时来到中国。作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一名研究生，他被安排住在北大的勺园。

“两个人一个房间，条件还可以，住的都是留学生，就像一个小联合国，讲什么语言的都有。”第一次来中国的加藤，也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外国人。“这里很好，我很愿意住在这里，可以从每个人身上学到东西”。

他的一些朋友，却更愿意到校外的小区租住中国人的房子，为了更好地融入中国的生活。

加藤和他的同学很幸运，就在他们入学的这一年，北京取消了对外国人居住地的限制。北京市的宾馆、饭店将不再区分“涉外”和“涉内”，常住中国的外国人，也可以租住中国人的房子，甚至在中国购置房产。

此前，所有来中国的外国人，都只能住在专家楼、使馆区或者专门的涉外宾馆里。

建成于1954年、坐落于北京三环边上的友谊宾馆，一度是来中国的外国人惟一的落脚地。

“上世纪80年代引进专家多的时候，接待专家的人员要半夜到友谊宾馆排队，要不根本没有床位。为了解决外国专家的住宿问题，我们又建了一些涉外宾馆，有外国专家接待任务的单位，也大都建了专家楼，这些楼房的建设标准由外专局统一规定，略高于中国人的居住水平。”陈阳进说。

如今，在北京，一些外国人集中居住的小区，已成为北京新的特色文化。

在韩国人聚居的望京新城，一位物业公司管理人员统计了他管理的19栋楼的出租情况：50%的房子用于出租，韩国人约占租户的60%。在这个小区里，商店和饭馆的招牌都有中韩两种语言，“招店员一名，要求通韩语”的招聘启事贴在一家商店的门口。

选择的自由，让更多的外国人在中国生活得自在、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