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13日，第四个“文化遗产日”即将到来。

迎接这个文化遗产日的是累累硕果：我国已公布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35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8831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58371处，先后公布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09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251座。

据媒体报道，北京、天津、河北、山西、辽宁等地，都在紧锣密鼓地布置“庆祝”活动，领导讲话、官员巡视、知识讲座、经验交流将成为这些活动的主题。

然而，就在各地庆祝的同时，还是发生了“一些不和谐”的行动。

北京市一些历史文化保护区内的胡同正在被拆迁，很多地方都张贴了拆迁公告。

2006年经总理批示“保下来的”南京“老城南”，再次命悬一线，在一片质疑声中，即将被改造成商业用房和仿古街区。

天津市著名历史文化街区“五大道”也有意向被“规划”为旅游区。

6月7日，由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法制日报周末》报社、《北京规划建设》杂志社等主办的城市建设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回顾座谈会在北京市规划委会议室举行，来自建筑规划界、文物保护界、法律界以及新闻界的代表们共同回顾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艰辛历程，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依然堪忧的现状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商业利益毁了遗产保护

尽管在各级政府、法律、民间人士的保护之下，历史文化遗产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保护，但是已经消失和即将消失的文化遗产的数量还是触目惊心。

作为元明清古都的北京，历史文化遗产消失的速度惊人。据专家估计，北京市的胡同数量已经从原来的几千条锐减到现在的六百多条。

据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主办的期刊《北京规划建设》报道，北京旧城38.5%的地区是完全新建的，在大规模的旧城改造中，一些著名历史街区部分消失了。

清华大学的毛其智教授根据自己的长期调研，不无忧虑地得出结论，除了一些文物保护单位，剩下的部分很糟糕。就连6.8平方公里的皇城内也不理想。

根据2002年通过的《北京旧城二十五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首都的这25片文物保护区实施“整体性”保护。可是就在2009年6月，旧鼓楼大街附近、地安门东大街附近、南锣鼓巷南口附近、甚至是平安大道南的皇城的一部分先后都张贴出了“拆迁告示”。

同样是历史古都的“南京”，也正经历着改头换面般的“改造”，南京“老城南”在旧城改造中，诸多“历史文化遗产”将被夷平。

6月，天津市著名历史文化街区“五大道”有意向被改建为旅游区，预先取了一个人气很旺的名字——“聚客宝地”。在“五大道”的核心保护区里，27幢历史建筑被列入“待定拆迁名单”，它们中的部分建筑最终将被拆迁，用于兴建旅游区的配套设施。

面对如此的“拆迁、规划和整改”，长期致力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著名文物学家、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徐苹芳先生不无悲观。

徐苹芳先生说：“某些开发是毁灭性的，开发商太厉害了。”徐先生实际上是说利益决定了某些历史文化遗产被“毁坏和整改”的宿命。

一些房地产商在“侵蚀”历史文化遗产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北京平安大道南皇城的一部分还在拆迁当中，南方一家知名房地产公司就在其“上市公告”中，将这片土地命名为“玉河南侧某号地”，声称将用于构建豪宅。

在南京“老城南”的改造中，一家香港公司争取到了“南门老街”的开发权。在协议中，这家公司要求得到的是“净地”，并最终如愿。

另一个“侵蚀”历史文化遗产的毒瘤是“旅游业”。

云南丽江古城因为过度商业开发，已经多次被保护世界自然文化遗产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评。如今的丽江古城，旅馆、商业店铺林立，历史文化的颜色正在“退却”。

而在山西，某处被定位“国宝级”文物单位的名胜古迹，塔楼被拆除，修建了更利于旅游业发展的“广场”。

“不和一些地方领导谈旅游所得的利益，他们对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就不感兴趣。”曾经奔走全国呼吁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徐苹芳先生不无感慨地说。

某些政策为何向利益倾斜

“长期以来，政府和开发商之间建立了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城市基础建设的80%依赖开发商投资，政府不得不在城市改造中作出让步，以满足开发商的利益。”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顾问总工程师王东介绍。

某些政府制定的政策向房地产商倾斜，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不少城市的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地产业。地产界的知情者介绍，前几年房价暴涨的时候，北方一些城市房地产创造的利税甚至达到当地税收的三分之一以上。

北京市规划局原局长刘小石说：“某些政府在处理GDP增长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二者的矛盾时，很多时候会倾向于前者。”

“当城市建设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产生冲突时，该如何应对？”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研究员张一兵在6月7日的座谈会上向所有专家发问。

前一天，他还在深圳市龙岗区葵涌镇考察一个古村落，由于建筑规划，该村落正好在一个石化项目的占地区域内，这个村落可能即将面临拆迁的命运。早在古村落面临拆迁的消息传出时，就引起了深圳市民的广泛关注，也直接影响到了当地政府高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