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66年5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打倒走资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奋勇前进”等标语开始大量出现。

“文革”初期，不满20岁的贾清杰成了一名红卫兵，每天手持《毛主席语录》，在内乡县串联，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村里天天有人敲钟，每晚都有人偷偷贴别人的大字报”。

齐保东刷写标语的经历，正是从这时开始的。“文革”中，他刷了很多标语。他坦承，铺天盖地的标语，营造了斗争的气氛，越写斗得就越凶。“毛主席说‘一手抓斗争，一手抓生产’，但人们只顾斗争了，生产完全停了。”

1968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标语，开始出现在内乡县赤眉公社高“低”的墙上。随后的几年间，不断有城里的知识青年来到这里，当地政府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知青农场。

1974年，21岁的英子从郑州来到内乡县“五•七农场”做知青。英子说，“当年最大的愿望，就是当公社供销社的营业员，天天坐在玻璃明晃晃的柜台里。看到山里人，就寒起一张涂满‘面友’的白脸；看到公社干部，就笑得满脸菊花开。”

但供销社的营业员是有门路的知青才能当上的，英子被安排到赤眉公社办的钉子厂，当上了工人。

1977年7月，农场里开始悄悄流传大学将要公开招生的消息。

起初，这个小道消息并没有激起知青们的兴趣，“大家都很冷漠，很不热心，似乎在听一个天外的神话。”“只怕是筛子大的雨点儿，砸得地冒烟，也砸不到咱这些人头上！”旁边有人边吸溜着红薯粥边说道。

又过了个把月，开始有一批批知青请假回城去，弄来中学课本啃。英子也动心了。她心想：大学既然是谁都能考，那么不考白不考，咱也去凑个热闹吧。她就去副场长那里磨着请了几天假。

当英子回家告诉母亲想参加大学考试时，“我妈像没听见，一边往锅里搅面糊一边‘嗯’了一声。吃饭的时候妈妈又说，‘想考就考吧，反正你也没事干，咱可先说好，别总借这个由子往家跑，家里可没有你的粮票呢。’”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

赤眉公社的考场设在离知青农场20多里的赤眉镇的两所小学内。开考前的那个下午，英子和一个叫小琴的女孩儿，费尽周折借到了一辆破自行车搭伴进镇，小琴骑车，英子坐在前面的大梁上，车子的后架上绑着她们的行李——一张塑料布和一个小被子。

英子回忆，考试当天，赤眉镇上的人们倚在门前，看着匆匆而过的各路考生，认不认得都像熟人一样向考生打招呼：“进来歇歇，喝碗水吧！”“考好考不好，先把心放宽！”

大清早，镇小学的门口就挤满了前来参加考试的知青。有胡子拉碴的男人，有已嫁人挺着大肚子的妇女。考场大门前扯起一条通红的大标语：“站出来让祖国挑选！”

有一个干部模样的中年男人，走到英子身边问道：“闺女，要考了，你怕不怕？”

“不怕！站出来让祖国挑选，有什么好怕的？”

“说得好！有志气！闺女，好好考吧！”

开考前，有一个开考仪式。一位领导在考场的大门前讲话，英子这才发现，刚才问她话的那个男人，原来是赤眉公社书记。公社书记用浓重的河南口音说：“刚才有个小闺女说，要站出来让祖国挑选，没什么可紧张的，也没什么可顾虑的，你们要考出新中国年轻人的志气来，考出新中国的希望来……”

公社书记的话刚一讲完，考场的大门呼啦就打开，几百号人一下子就涌了进去。

上午数学，下午语文。第一天考完回来，小琴说自己考得不好，已经绝望了。“一回到住处，小琴便拉了被子蒙上了头，我看那被子一抖一抖的，知道她是在哭，可也没法安慰她。这一夜，冷得出奇。我一次又一次被冻醒，每次都听到小琴在黑暗中低低抽泣的声音。”

1978年春，英子接到了河南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而小琴却落榜了。直到如今，已在吉林大学执教多年的英子，每次回河南老家，都还不忘打听小琴的去处。

十年“文革”期间，在广阔的农村地区，群众获知中央政策最主要的途径就是墙上的标语。而当时身为前楼村大队会计的齐保东，却花大钱通过关系买了一台收音机，每天定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齐保东称这为“学习”。

齐保东的“学习”，逐渐使他与身边的人产生了不同的观点。

据齐保东回忆，1978年底的一天，前楼大队大队长召集大队主要负责人开了一个会。会上，前楼大队大队长点名批评了某干部参加了一个成分不好者的家庭婚礼，认为其“没有认清敌我矛盾”、“阶级斗争意识不强”，要求其他大队干部拿出惩治这位干部的方法。对此，齐保东表示反对，称自己前不久在收音机上听到了“‘文革’中被划定为成分不好者可以和贫下中农一样升学、一样招工”的通知，去参加婚礼有什么不可以的？大队长闻之大怒，拍着桌子指着齐保东的脸说，“哪儿听来的胡言乱语，再说连你也一块处理”。

但齐保东并没有挨整，短短一个多月后，齐保东就接到公社宣传领导的指示，开始在灌涨公社各大队墙上刷写“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标语。

“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1978年秋收后，穷得准备出门讨饭的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秘密签下一份协议，把属于集体的土地承包到农户，由农民自主决定种植品种和结构，按照承包土地的数量，农民向国家和集体缴纳一定的税赋和提留后，剩下的全部归自己所有。

这种后来被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大包干”，一年后就给小岗村带来了惊人的变化：1979年秋收时，他们不仅结束了20多年吃“救济粮”的历史，而且还上缴国家粮食3200多公斤。小岗村的成功让“大包干”如星星之火，逐渐在中国农村大地燃烧起来。

1982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齐保东已经记不得具体是哪一年夏收后的一天，他提着涂料桶，在前楼大队的后墙上，写下了“认真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搞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标语。

前楼大队的大队长召集全队村民开会，传达上面的政策，问有没有人不愿意单干。“没有一户表示反对，老百姓都愿意自己干自己的。”当时身为前楼大队会计的齐保东说。

“单干”意味着“分田”。按照人头平均，贾清杰一家7口，共分到了9亩多地。

承包之前集体劳动时，每天早上都有人拿着哨子吹，通知大家该上工了。可有时候连吹两三遍都看不到一个人影出来。承包到户后，根本不用你吹哨子，许多人家天不亮就下到田里拔草施肥了，你早我要比你更早，相互间较着劲拼命干，追肥、除草别提多上心了。

那个时期，农村最常见的一条标语是“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当年贾清杰家的9亩小麦产粮3000多斤，除去上缴给国家的900多斤外，还存留2000多斤，一家人吃饭的问题彻底解决了。

贾清杰说，除了上缴的粮食和留足的口粮外，剩余的粮食可以卖给粮管所，用换来的钱购买生活用品和化肥。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代表的土地政策的转变，对农民的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刷了40多年标语的齐保东认为，在他几十年刷写的所有墙头标语中，普及面最广、保留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当数计划生育类的标语。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好”，很快这句标语就上了墙。

齐保东至今仍记得，当年他在灌涨镇杨岗村刷这个标语时，一名中年妇女拉住他问：“我说同志，只生一个好，好在哪里呢？”当时他不知如何作答。

墙头的计生标语就像晴雨表，反映着我国人口政策的变化。

按照农村人“养儿防老”的观念，当时已经有4个女儿的贾清杰一直想要个男孩儿。1982年秋，老贾终于盼来了儿子。

而后不久，乡里就号召男人去结扎，老贾是村里第一个报名的。“第一批就10个人，去结扎那天，我们胸前戴着大红花，乡里开着汽车把我接到县医院，结扎完后又开车把我们送到家门口，回家后村里的干部还上门慰问，光荣着呢！”

据老贾回忆，之后不到半年，当地的计划生育政策就严起来了。一些看起来很吓人的标语开始出现在村里的墙上。

“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

“一胎保，二胎堵，三胎抓。”……

一些没有得到儿子的人家就开始偷生、跑生。而后，更为严厉的标语被涂上了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