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两所音乐学院的外国专家在任教期间，不仅系统介绍了西欧古典音乐、俄罗斯古典音乐及苏联、东欧各国现代音乐的概貌，还在音乐理论基础、技能训练、艺术修养等方面进行了全面传授和培训。这些专家当时除了担负教学任务外，还经常举行音乐会作示范演出，开设专题学术讲座，与院里的教师座谈，并对各专业教学方案、各门专业课教学大纲的制订，结合中国院校的实际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向各学科全面提供了苏联音乐学院各类专业的教材。这些专家从教学经验、教学原则、教学方法的传授直至教学态度，赢得了我国师生的普遍好评和尊敬。聘请外国专家来华讲学为中国音乐教学的发展打下了厚实的基础，新中国音乐人才的迅速涌现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一些在专家班学习过的师生，后来在学院和各个音乐领域、团体都发挥了骨干的作用。中央音乐学院经过专家帮助，建立了音乐学、指挥、基本乐科、歌剧、室内乐等新的专业。在学习苏联的热潮中，音乐学院的学术空气十分浓厚。并将演奏会作为教学的一个环节，注重教学与实践的结合，使得多数学生学习完毕，立刻成为演出团体的新生力量。

音乐学院大量聘请苏联、东欧各国音乐专家充实师资力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完全符合我国社会主义音乐教育事业的需要。但也正是由于全面吸收了苏联式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不可避免产生了另一种负面效应，即受到文艺方针的制约，对现代西方各国的音乐发展及音乐教学的有益经验采取了全面否定的态度。马思聪、黄飞立这些想归国做出贡献的音乐家们，在当时的气氛下，只好放弃自己已掌握的西方音乐教学方法，重新在苏联专家的课堂里进行补课，重新学习苏联的一套教学模式，然后用苏联的教育方法教授学生。这种得不偿失的作法，后果是让一代音乐人才在音乐技巧和修养方面留下了一块空白。在音乐风格的演绎中都承袭了俄罗斯和苏联的传统，限制了音乐人才的艺术视野。由于对西方音乐的陌生，限制了音乐人才走向世界乐坛的多种路途。

二、大批学生留学苏联和东欧各国

为了更好地学习苏联的教学方法，迅速培养出一批音乐教学骨干，国家在聘请外国专家来国内任教的同时，又采取了输送留学生的办法，有计划地选派留学生到苏联和东欧各国学习。中央音乐学院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就派出作曲、音乐理论、钢琴、竖琴、管风琴、小提琴、大提琴、木管和声乐等专业留学生共25人。1952年7月，吴祖强（作曲)、郭淑珍（声乐)是中央音乐学院第一批派出的留苏学生;1953年又派出杜鸣心（作曲）、黄晓和(小提琴、音乐学)赴苏留学。他们都在苏联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攻读。1954年派赵维俭(小提琴)赴罗马尼亚齐•波隆贝斯库音乐学院，派王永新(长笛)赴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高等音乐学院留学。1956年派赵宋光(音响学)赴民主德国，派吴天球和包桂芳(声乐)赴保加利亚索非亚国立音乐学院，派于润洋(音乐学)赴波兰华沙大学，派美利其格赴苏联留学。1960年又派林耀基(小提琴)、盛中国(小提琴)、左因(竖琴及管风琴)、刘诗昆(钢琴)和郑小瑛(指挥)赴苏联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留学，同时还派殷承宗、赵屏国(钢琴)以及白宇(双簧管)、朱同德(长笛)。陈根明(圆号）、何复兴(单簧管)赴苏联列宁格勒音乐学院留学。1962年继续派出韩里和朱丽（小提琴)赴苏联，派李春光(音乐理论)赴朝鲜留学。中央音乐学院派出的留学生经过几年在国外的刻苦攻读，大多取得了优异的学习成绩，如吴祖强、郭淑珍1958年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均获优等生毕业文凭。留学生学成归国后，绝大部分留校任教，成为教学骨干。50年代。国内其它音乐院校也相继采取了派出留学生的办法，为学院今后的发展积累师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