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与“另一个世界”

“他们正在很有意识地生活着，重建着自己的国家，也‘重建’着自己。”——《纽约时报》记者詹姆斯•赖斯顿

1966年初，法国《十字架报》报道说：“毛泽东的共产主义中国是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全中国都处在一种严守道德的气氛下。那里不再有纵欲放荡的娱乐场所，不再有引人堕落的因素”。

当法国记者罗伯特•吉兰1937年第一次到上海时，那里交通拥挤的情况可比纽约，但1955年他再访上海，觉得“小汽车的绝迹表示中国在新政权下倒退了一大步”，而1971年，他第6次到上海，写道，“这一次我相信我抓到了问题的实质：既不是倒退也不是落后，而是拒绝。”

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没有广告招牌，没有霓虹灯，没有资本，更重要的是，没有色情和酒鬼。罗伯特•吉兰一个月后到香港，才能衡量两个世界的巨大区别：一边对于性极度持重，另一边则任由色情泛滥。

“在这一经过共产主义消毒的城市中，另一个世界正在形成。”罗伯特•吉兰写道。

不止浪漫的法国人如此，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后，到达的大批美国记者们，似乎也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事实是，对于‘文化大革命’，最有经验的美国观察家们一无所知，没有新闻报道。”哈佛大学的汉学家费正清评价说。

那时，美联社东京分社社长约翰•罗德里克报道的乒乓外交正在轰动世界。他说，“尼克松将看到的中国，贫穷，但有志气；纯洁，但无产阶级化；它满怀豪迈的民族感情。”

在罗德里克眼中，红色中国最大的成就在于，“他们竟把七亿多中国人养活了”，而另一个巨大成就是，“街道洁净如洗，苍蝇几乎绝迹，没有污泥、垃圾、纸碎，连人的本身也显然干净整洁。”他认为，尼克松可能请教周恩来如何解决吸毒问题。

罗德里惊讶于1971年的中国人能达到的罕见的一致。“每一个人都似一部大机器里的一颗螺丝钉，发挥着人们看不见的、微小的作用，使大机器顺利地运转。”

“中国的每一个人——从走出厨房来接受我们的称赞的厨师一直到总理——说话时用的词汇完全一样。”《芝加哥每日新闻》副经理戴德蒙说。他的文章在《纽约时报》上连载。他试图说服读者，以下发现并非意识形态因素，而完全是“中国人民的魅力”所致：中国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显著的；中国人吃得很好；农田耕作得很细；住房有了很大的改善；工资是低的，但是物价也低；有存款的工人多得惊人，以及平等的社会保障。《华尔街日报》记者也看到“一个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国家的形象”。

崇尚个人主义的美国人，试图理解中国人的集体主义境界。《纽约时报》副社长詹姆斯•赖斯顿认为，中国最明显的特征是朝气。“他们正在很有意识地生活着，重建着自己的国家，也‘重建’着自己。”

外国人还参观了改造干部的“五七”干校。《华尔街日报》外事记者罗拔•基特利写道，“在山西省，只有0.7%的党员由于腐化、蜕变，而被清除或劝退——很难说是一个大规模的整肃。”

就连“蓝蚂蚁”也有了另一番解释。《纽约时报》副社长詹姆斯•赖斯顿写道，“女子绝对没有化妆，虽然她们养育出世界所有民族中最庞大的人口，但多少隐藏着自己的胸部。同今天西方世界的暴露性时装比较，他们的服饰很纯洁、很一致而又古老，但这里包含着一种巨大的美和风采。”

学者周宁发现，正是尼克松访华，将西方美好的中国形象在美国推向高峰。“当时美国读者们都在想象他们的总统前往访问的是一个无私无畏的民族，平等幸福的国家。没有人还愿意听巴克利重复的1950年代邪恶中国的陈词滥调。”

“批判”与“新开端”

“被毛泽东的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搞得经济崩溃、精神荒芜的中国，如今正希望到2000年将中国建成一个相对现代化的，有一定世界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国家……”——《时代》周刊

1970年代初到中国的外国记者迅速增多，他们几乎都相信“文革”在1969年已经结束。中国特别邀请外国客人到中国去看革命成果，这导致大量著作的出版。

但是，几乎一夜之间，中国的美好神话突然破灭。在中国，至高无上的毛主席走下神坛。

比利时人西蒙•雷斯1974年出版《中国的阴影》，“这是一项使地球上最聪明的人民沦为白痴的庞大工程……”他列举了阶级斗争互相揭发和批判的残酷性。

北京失去了城墙、城门和主要街道上的牌坊，在雷斯的眼中，它成了“一个被扼杀的城市，一个外形被毁损的幽灵。但它一度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之一”。

学者周宁研究发现，自70年代中期中国形象开始“恶化”，从经济角度，“三年自然灾害”解构了“巨大的物质进步成就”的神话，文化大革命真相的暴露又解构了“政治平等民主道德高尚质朴”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