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怀疑过去所看到的一切。三个曾赞美过“文革”的法国人，找到了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单元——单位——加以批判，“成千上万单位形成了一个有效的体系。它组织人民的工作，它为员工分房，决定每一个人的食品供应、婚姻与迁移”。“文革”之后，外国记者们回来了——这次不局限于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和对中国友好的西方记者。1983年，当《纽约时报》记者纪思道第一次到中国时，他感觉像突然进入了一个奇异陌生的世界：一堆一堆的人群，穿着同样款式同样蓝色的服装，骑着自行车，用好奇痴呆的眼神盯着外国人看，说话像一连串刺耳的尖叫，吃竹笋与虫子，喝烧酒。三周的旅行“彻底医好他对这个‘中央王国’长久的爱慕症”。

而实际上，1978年之后的中国，正在发生巨变，包括一个个“单位”功能的瓦解。

1976年毛泽东去世，一位摄影师在珠江边，拍下了晨练的老人戴着黑纱打太极拳的照片。他感到，“新时代已经到来了。”他后来成为《时代》周刊的驻京摄影记者。“中国人把一个巨大的包袱放下来。”他说。在大连理工学院，一个滑冰的学生展开双臂，从毛主席像身边掠过，把它甩到身后。“如果当时我没感觉中国在变的话，这个事情可能在我眼中一下子就过去了。”

这两张照片里，“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发生改变。

当记者们被一辆代表国宾待遇的丰田车拉到一个叫深圳的小渔村，中国官员说，那里将建立起吸收外资、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特区”。

“那一天，我和其他西方记者轻蔑地看着那块泥泞地，很怀疑它是不是中国的未来。许多人认为这个想法是在开玩笑。”美国《新闻周刊》驻京记者刘美远曾回忆说。但短短几年，封闭了30年的中国人所释放出来的能量，震惊了世界。

外国记者看到，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事物，一夜之间遍布这个国家的各个角落。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两度成为《时代》周刊年度封面人物。“被毛泽东的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搞得经济崩溃、精神荒芜的中国，如今正希望到2000年将中国建成一个相对现代化的，有一定世界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国家……邓和他的支持者们已经走上了一条似乎有可能是的资本主义道路。”

“崛起”与“进步”

“现在的事实是，中国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改善自己的生活上；他们相信,辛苦的劳动会将他们引向一个更好的未来。”——前《纽约客》记者海斯勒

1993年，纪思道在自己的专栏中提出中国将成为亚太地区霸权的观点，而引发西方“中国威胁论”的讨论。他的一个经典观点是，“西方还没有开始思考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后果：想象另一个日本吧，有12倍以上的人口——加核武器。”

中国似乎只剩下政治新闻。1994年，林洸耀到路透社北京分社任职。“当时无论什么媒体，均对其它话题不感兴趣，几乎唯一的新闻就是人权。”

有10架次大陆航班被劫持到台湾，而《纽约时报》报道中，劫机犯成了追求民主自由的勇士。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期间，3100多境外记者最关注的，不是妇女们的发言，而是场外几个“藏独”抗议者的活动。

1999年，北京学生在美国驻华使馆门前抗议美军炸毁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而许多西方媒体却联想到清末义和团民围攻使馆事件：“受惊吓的大使被困在使馆里……美国的国旗在烈焰中被焚烧，反美的示威者在谩骂和高喊口号。上周这一情景就像一个古老的噩梦在北京被重演了……”

所以，在路透社北京分社社长林洸耀看来，当1997年江泽民访美后，西方对中国的封锁才算实质性解除，而“中国故事”基调也开始转变。

2001年7月14日，中国申奥成功的第二天，《纽约时报》用嘲讽的语气报道：“这个国家将要举办‘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庆典’”。但是，时任《华盛顿邮报》驻京首席记者潘公凯感觉到，中国已经渐渐走出过去的阴影，并朝着改变的道路前进了。他在《走出毛泽东的阴影——为新中国的灵魂奋斗》前言中说，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后天安门广场上人们的欢呼雀跃，与他1990年代初在北京学汉语时中国民众的情绪，形成鲜明对比。